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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孟超和他的225平方厘米战场
手术中的吴孟超一边用手“感觉”肿瘤，一边紧紧盯着监护仪器。受访者供图
两台手术中间休息时，他翘起因长期手术用力而有点变形的脚趾头。受访者供图
吴孟超在做手术。受访者供图
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吴孟超还坚持每周做一台手术。他是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之父”，一生做过1.6万多例肝脏外科手术。如今，他再也无法站上手术台了。5月22日，吴孟超因病去世，享年99岁。
长久以来，吴孟超的“敌人”都是肝癌。一个成年人的肝脏像个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大约长30厘米、15厘米，吴孟超一生的“战场”往往就是这狭小的225平方厘米。他以前可以连着做3台手术，在手术台上站十几个小时。后来，比手术本身更累、更艰难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身体塞进手术服里。
前几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为了方便照顾他，特意让他住进病房楼15层的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套房，里间是睡觉的地方，外间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作为院长，他在病房里处理文件、交代工作，有时年轻医生进去汇报，看到穿着宽松病号服的他在桌子后面打瞌睡，满是白发的头一顿一顿的。年轻人跟他说话，需要“大声点”“再大点”。他从前走路飞快，没几个人追得上，后来越来越慢了，甚至有些摇晃，在同一栋楼里也需要坐轮椅。
一上了手术台，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将近百岁的老人。绿色的手术服把他的皱纹严实地包裹起来，整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不仔细看，很难发现他白色的睫毛。
完成手术后，他会仰面坐在皮面磨得斑驳的椅子上，像个孩子似的翘起双脚，努力试图把变形的脚趾分开。那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在96岁生日当天，他依然站上了手术台，只在手术结束后换上军装，戴上纸片做的粉红色生日帽，匆匆吃了一块蛋糕。
我吴孟超没有专利
手是吴孟超的“武器”。他常说：“手比脸重要。脸老了无所谓，但是手的感觉要保护好。”上世纪70年代，他曾到黄土高原做“赤脚医生”，集体劳动时总戴着手套，防止长出老茧。手术前，他习惯把双手交叉弯腰拉伸，六七十岁时还能触到地面。跟人说话时，他的手指会不自觉地捧着茶杯旋转。
由于长期握手术钳，他右手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向掌心方向蜷起，中指则向无名指方向偏斜，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形成了一个小小的“v”字。
变形的还有脚趾。做手术时精神高度紧张，吴孟超的双脚会不自觉地用力抓地。长此以往，他的右脚第二根脚趾紧紧地压在拇趾上。他只能穿布鞋或者宽松的运动鞋，手术中穿的拖鞋也是特制的，右鞋前端部分被整齐地切掉。
吴孟超的手从小就巧。5岁时跟随母亲前往马来西亚投奔做米粉的父亲，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拿木槌舂米。7岁起，他帮家里割橡胶。“橡胶树中间有一条水线，不能破坏，它像人的血管一样，是树的营养线。割的时候下刀要够深，但要适度，不能把水线破坏了，否则就冒一个疙瘩，像长了个肿瘤。”晚年的他有时会记不清前一天做了什么，却很爱回忆这段少年时光，认为那是自己“最早的操刀训练”。他的家里至今保存着一把早已生锈的割胶刀。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亲眼见到同事因受不了批斗而自杀，抢救时因处理不慎，这个同事右手肌肉坏死，再也拿不了手术刀了。有人扬言要砍断吴孟超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手，那是他一生中最害怕的时刻之一。
有人说他“手指上长了眼睛”。上世纪80年代，第一届中日消化道外科会议在上海举行，日本医学代表团的摄制组要求拍摄中方主席吴孟超的肿瘤切除手术，国内有人担心“吴氏刀法”泄密，他却爽快地同意了。手术中，他要把长有肿瘤的部分肝脏与周围的正常组织分离开，以便切除，手在病人腹内，眼睛却望向天花板，过了一会儿，肿瘤就被拿了出来，而镜头只拍到了腹腔外的影像。
肝脏内部血管神经细密，吴孟超烂熟于心，做手术更多依靠的是手感。有学生在他身边十几年，依然学不会他的手法。护士长程月娥觉得，当时吴孟超不怕别人拍，是因为他“知道别人拍不去”。
吴孟超却说：“这技术更多人学去，为更多人服务，不是更好吗？我的所有技术属于人类，我吴孟超没有专利！”
他明白，想救更多的人，只凭自己一双手远远不够。从1979年到2012年，他带教了85名硕士生，67名博士生，23名博士后研究员。在劝说本想从事临床的学生丛文铭进行肝癌的病理学研究时，他说：“一个医生，如果只知道埋头开刀，只能成为一个‘开刀匠’。一把刀一次最多只能拯救一个病人，而一套理论却能挽回千万条生命。”
他把“医生”放在自己所有的身份之前。64岁时，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副校长，分管全校的医疗和科研工作，同时兼任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以下简称“长海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可他依然觉得自己“首先是个医生”。程月娥回忆，为了推掉一些不重要的行政事务和应酬，吴孟超甚至会“躲进手术室里”。
几年前，有人把吴孟超的故事改编成了话剧，演出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吴孟超平静地说：“我没有那么高大，只是个医生。”
充满消毒水和血腥气味的手术室是他觉得最舒服的地方。对他来说，过年是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没有手术排期。“他甚至会在过年期间特意到手术室旁的更衣室洗个澡，权当做过手术了。”程月娥说。
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
程月娥说，吴孟超的病人都是“最差的”：“一是病很重的，其他地方不愿意收治；二是很穷的。”有外地来的病人没挂上号，坐在诊室门口等，他看不过去，通常会为他们加号，一直忙到下午，饭都顾不上吃。
上世纪90年代，在吴孟超把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从长海医院的一个科室独立成“院中院”后，作为院长的他更忙了，但依然坚持每周二上午出门诊。听说他能治好肝病，有远从山东农村赶赴上海的病人一见到他，就“扑通”跪倒。也有因为看病家徒四壁的老人独自离家出走，找到吴孟超，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满脸绝望：“您看能治吗？”还有病人打听到他家住址，抱着病历和化验单，在门口等到深夜。
最后这些年，从办公室到诊室门口的这段路，吴孟超从来不坐轮椅，也不让旁人搀扶，怕患者看到自己衰老的样子。手术时，医护人员总要在他身后放一把椅子，让他累了可以坐一坐，但手术结束前他从没坐过。
一次手术后，他默默坐上椅子，叹了口气：“力气越来越少了，确实累了。”程月娥劝他累了就少做点，他说：“你看这个病人，才20岁，大学刚读了一年，再累也得做啊！”
为了让他少走一点路，医院特意为他安排距离门口最近的手术室，但这份苦心往往是徒劳的。做完手术，他依然习惯在那条50米长的手术室走廊上转一圈，有人在椅子上打盹，他会大骂：“你倒是真有大医生的架子！”他甚至忍不了外科医生胖，见到身材走样的医生，他会小声跟旁边的人说：“这是谁啊？太胖了，要想办法把他换掉。”
他觉得，外科医生胖了，做手术时距离病人就远了。身高1.62米的他，体重常年维持在50多公斤，手术时身体总是紧贴着病人。
“吴老见不得病人受委屈。”程月娥说。手术开始前，他只要看到麻醉后的病人光溜溜地躺在手术台上，总要发脾气：“病人这样冷不冷？”他做手术以快闻名，问诊和查房却慢得出奇。每次查房，他总要先把双手搓热，再接触病人的身体。做完检查，还不忘把病人的鞋子摆放到便于下床的地方。
他总是跟学生说：“我们要治的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
他的学生杨广顺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刚跟着吴孟超做手术时，手术室的条件异常艰苦。没有麻醉机，吴孟超要在手术过程中蹲在一旁为病人量血压、听心跳，将棉签上的绒毛粘在病人的鼻孔下，看绒毛的动态来监控病人的呼吸。当时没有b超，只有a超形成的波形图，连肿瘤的位置都很难把握，很多医生在为病人剖腹后，发现做不了，只得重新手动缝合切口。
如今，器械缝合技术早已成熟，吴孟超却依然坚持用手缝合。“器械缝合省事，但‘咔嚓’一声，1000多元就花掉了。”他说，“我吴孟超手缝可以分文不收。”他坐诊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绝不让病人去做花费更高的ct或核磁共振。
他对学生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院和医生要从自己做起，千万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摇钱树。”
因为他知道穷是什么滋味，幼年时期他经常吃不饱肚子。前几年以吴孟超为原型的纪录片《我是医生》上映，为他写过传记的方鸿辉一眼就看出有一处场景与事实不符：“演他小时候的演员穿得太好了！”
在马来西亚割橡胶时，吴孟超通常只穿一条短裤，连鞋都没有。一家人常吃老香蕉树砍掉后剩下的芯子，这通常是当地人用来喂猪的食物。抗战爆发后，他从马来西亚回国，在昆明被偷光了财物，连饭都吃不上，从此落下了胃病。
上世纪90年代，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楼筹建时，经费出现缺口，有人建议医院涨医疗费。因为相比其他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肝癌治疗费过低。吴孟超坚决不同意：“如果大楼盖起来了，老百姓却看不起病，我是不会安心的。”
几年前，吴孟超的二女儿得了肠癌，并已转移到肝部，他坚持亲自给女儿做手术。他说：“平时我把病人当亲人，这时需要把亲人当病人。”有时他为了观察病人的术后情况，带着铺盖在病房一睡就是几个月。为了方便病人和家属，医院直到下午三四点依然有员工推着餐车，卖热腾腾的包子、豆浆、烧麦等。
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
几十年来，很多痊愈出院的病人给吴孟超送去红包，有的华侨和外国人送外币、金戒指，他都谢绝。有“推不掉”的红包只得收下，病人在出院结账时才发现，红包内的金额早已变成他们预交的住院治疗费用。
1991年，一位印尼华侨为了感谢吴孟超“给予第二次生命”，把一辆桑塔纳轿车开到医院，并留下字据：“自愿赠送轿车一辆”。吴孟超没办法，把轿车和字据一同交给了学校。
那年他即将满70岁，依然骑着一辆铃都不响的自行车上下班。有时同事看他身上贴着胶布，一问才知道，“又摔了”。后来为了安全，家人给换了辆轮子小一点的女式自行车，他一直骑到80多岁。
在学生周伟平眼里，吴孟超生活“太不讲究了”。他几乎没见过老师穿便服，“最爱穿的就是军装”。吴孟超的“包”通常是一个纸袋，平时连钱包都没有。只有在出差时才会带上现金。他从来不坐头等舱，理由是自己“个子太小，坐头等舱浪费”。
1979年，他跟同行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他报告从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共181例，其中包括长海医院首例成功的肝外科手术，以及世界首例成功的中肝叶切除手术。肝癌手术成功率已达到91.2?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而在他之前作报告的两位西方专家所做的肝癌切除手术，加起来共18例。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旧金山刮起吴旋风”，而在10年前，中国外肝叶切除的死亡率尚在30?上。
他说自己过不惯高档的日子。1963年，作为在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赢得掌声最多的发言者之一，吴孟超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招待会。可他光顾着听讲话，连筷子都没敢动一下，“那天晚上没有吃饱，闹笑话啦！”
他不仅自己“抠得要命”，还要求整座医院都跟他一样。走廊的灯只亮一半，纸张却要双面使用。内部开会，有人用一次性纸杯倒水，他的目光仿佛是“射出来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杯子，为什么要浪费？”
2005年冬天，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考核组与他谈话的时间和他的手术时间冲突。吴孟超坚持手术不能推迟，让考核组等到下午。等见了面，吴孟超说：“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病人是一位外地普通农民，多住一天院，对他都是负担。”
他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当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自200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以来，第一次颁给一位医学家。写有“奖金500万元”的牌子比他的身躯还宽。
这时候的他又慷慨得吓人。吴孟超说：“奖金我是一分钱都不会拿的，一部分用于加强基础研究，一部分用于加大学科人才培养，剩下的放入基金会里用于加快肝胆外科事业的发展。现在我的月工资有3000多元，加上国家和总后勤部补贴的院士津贴，还有医院的补助，足可保证三餐温饱，衣食无忧。”
他在1995年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把历年积蓄的30多万元和多年来社会各界捐赠、表彰他的400多万元都拿了出来。
手术室外的休息间常年放着他的杯子——一个原本用来装咖啡的玻璃罐。椅子也用了十几年，他弓着腰陷在里面，看上去格外瘦小。
进入晚年，他几乎所有的合照都站在最中间，因为个子矮小，人群到了中间总会突兀地凹下去。手术时他总要垫一块近20厘米高的台子。当年因为个头的原因，他差点没当上外科医生，但他总觉得个子小更灵活，“外科医生要看能力大小，不是个子高低”。
他这一生面对的阻碍远远不止身高。抗战时期，他顶着炮火在破庙里读书。大跃进时期，他和两个同事成立了“三人研究小组”，窝在牛棚里制作肝脏标本。“文革”期间，他的副教授和党内职务被免，由主治医师降为住院医生，“三人研究小组”也被勒令解散。造反派没收了他所有的日记，却没发现一句抱怨的话。在红榜上重新确认党员身份时，他在第一批里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失声痛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条件所限，吴孟超只能将实验室建在一间废弃仓库里，雨季来时，他总要把仪器搬到高处，拿着扫把往外扫水。有外国客人前来参观，直言“很失望”，还有人感慨：“这么差的条件，怎么还能出成果！”
他借此机会向学校党委打报告，拟建一所集科研和临床于一体的肝胆专科医院和研究所。吴孟超像给自家建房子一样，找熟人请来华东设计院的专家，提出设计要求，几乎细到每一个房间。在他的设想中，病房的窗子都朝南，每层还有一个“阳光房”，有高大的落地窗和椅子，供病人们休息活动。
1992年下半年，建筑材料价格猛升，医院几乎停工。吴孟超多次到北京求援，四处筹款，整个工程原预算800万元，后追加到2300万元。不少捐助单位的老板都曾是他的病人。直到现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还是国内外唯一一所肝胆外科专科医院。
这辈子一共醉过两回：一回是抗战胜利，一回是上海解放
进入耄耋之年，为了收治更多病人，他在一片反对声中将新院建在距离上海市中心将近40公里的安亭镇，90多岁依然前往工地监督施工进度，甚至车上长期有一顶他专用的安全帽，每次他一去，工人们就说“这个矮老头又来了”。
新院建设总投入上亿元，为了筹款，这个“矮老头”会跟人喝酒，但从来没人见他醉过。他说自己这辈子一共醉过两回：一回是抗战胜利，一回是上海解放。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一间院史馆，专门用来摆放吴孟超得过的荣誉，近百平方米的房间几乎被摆满了，有的奖牌和别人赠送的书法作品只能层层叠叠地堆在地上。
这些年，有的学生开始叫他“老人家”“老爷子”，还有胆子大的会在背后叫他“老头儿”。更多人习惯叫他“吴老”，从上世纪90年代他当上院士开始，这个称呼已经叫了20多年。在他之前被叫“老”的，是大他8岁的老师裘法祖。
他始终记得裘老叮嘱他“要把病人背过河”，“外科医生要会说、会做、会写”。这“六字箴言”至今摆在他的办公室里。如果要跟裘老一同参加会议，他总会买比老师更早的班机，提前在机场等候。当时在会场，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八旬老人搀扶着一位九旬老人。
后来，吴孟超的许多学生都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却还在照常工作，“吴老还没退我们哪敢退啊”。只是他的同龄人基本都已不在了，有时他问起某个老友，学生们会骗他“身体好着呢”，其实已经离世多年。
在周伟平印象中，老师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同事、好友陈汉离世时，他在追悼会上抱着遗体嚎啕大哭。在当天的日记里，他重重地写了多个感叹号。他书柜的老相册里至今夹着几张陈汉的照片，已经泛黄，却还保存完好。
另一次是夫人吴佩煜去世时，他在一旁低声抽泣。现在他的家中还挂着一幅十字绣，上面是一对小狗——他和夫人同生于1922年，都属狗。
他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老人。他不喜欢别人搀扶，拒绝拄拐，也不愿意有人跟在他身后。“我还不老，力气还可以。”他一字一顿地说。一场手术结束后，他悄悄告诉杨广顺，自己现在要尽量“少吃、少动”，保持低水平的代谢，“我还能干到120岁！”几年前，他生病住院，还要坚持自己洗脸、上厕所。护理部主任叶志霞回忆，他当时说：“这辈子只有母亲给我洗过脸。”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78年前的事了。
他35岁时，父亲患胆囊结石，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差，手术没做好，引起胆漏、黄疸逝世。他十分痛苦，身为一名肝胆外科医生，却连自己的父亲都救不了。从那以后，他把每一位病人都当作父亲，拼命地救。前些年，二女婿患了肝癌，他气得拍桌子：“知道我是治肝癌的，却偏要找上门！”
在这个世上，他变得越来越孤单。周伟平觉得，这也是他爱往手术室跑的原因。“一做手术，什么都忘了。”夫人去世的第二天，他又像往常一样走进了手术室。
人总要死的，但要活得有质量
吴孟超不爱过生日，有时会私下里跟杨甲梅说自己“不行啦，没几年活头了”。
以前，吴孟超总是第一个到手术室，看旁边手术室的医生还没来，他会小孩似的说：“咱们快点做，到时可以炫耀，我都做完了他们才来。”最近这几年，他习惯起床后睡个回笼觉再到手术室。就是从那时起，程月娥才开始觉得吴孟超“是个老人了”。学生杨甲梅印象中，两三年前他们一起去迪拜参加学术会议，老师在出远门前需要带上夜壶和轮椅。
许多人捎话给吴孟超，让他“别再做手术了”，就连长期在他身边的人也不明白“老人到底图什么”。
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他坚持每天阅读十几份报纸。80多岁时，他还坚持站着给本科生上课。他说自己至今还在做手术，一是为了救治病人，二是为了带更多的年轻人。
1960年，吴孟超提出的“五叶四段”肝脏解剖学理论为肝脏手术提供了关键性的解剖标识，成为探索肝脏手术的理论依据。次年，他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极大提高了手术成功率，至今仍被学界认为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安全的方法。这些理论研究和临床方法早已被编写入医科生的教材，并沿用至今。有时他会亲自给本科生上课，用两个课时将自己花了数年时间得出的研究成果传授给那些稚嫩的后来者。
直到现在，海军军医大学的新生入学后，学校还会统一组织观看上世纪60年代以吴孟超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向肝胆外科进军》。片中的吴孟超黑发浓密，腰板挺直，不戴眼镜。
吴孟超活了快一个世纪，曾经无数次接近死亡。战争年代，炮弹就在他身边爆炸。当了医生，他在手术中被扎破手指，极有可能被病毒感染。他拯救了无数人，也总有一些人是他救不了的。他有时会骗病人“会好起来”，但出了病房就叹气。
他跟身边的人说，不要跟病人说他们的生命还有多长时间，也不要计算自己的年龄。“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活得有质量。”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只有在手术室，吴孟超才觉得自己是年轻着的。丛文铭说：“退休永远不可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劝他的都是不了解他的人。”
几年前的一次手术后，疲惫的吴孟超告诉程月娥：“如果我有一天倒在手术室，不要慌张，记住帮我擦一下。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别让人看见我一脸汗水的样子。”
参考书目：
《肝胆相照：吴孟超传》 方鸿辉/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吴孟超传》 王宏甲、刘标玖/著 华文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 吴孟超、吴在德/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记者 玄增星)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贰妒榉沸ν肌罚故潜嗟摹堵蚴榧抢罚沂敲砍霰囟粒颈径及ｋ氖榛埃嫌腥怂凳恰拔那唷毙捶ǎ业垢敢獬浦靶粤榕伞薄ｋ胶玫氖榛靶枰氖恰耙坏闶率担坏阏乒剩坏愎鄣悖坏闶闱榈钠ⅰ保ㄌ茝|语），在他自然都是不会少的，更让我激赏的，是字里行间透出的基于个人价值判断的“忍不住的关怀”，以及细腻深入的对情感体验的叙写。前者我愿举《关于陈梦家的“对照记”》为例，不避王婆卖瓜之嫌，作为约来此稿的编辑，我认为这是最近几年我读到的最好的书话，后者则是这本《像钻石一样闪耀》了。这一回，他索性写起了小说。小说内容自然是精彩的。我也相信，这本讲述大学毕业生高岭的书贩生涯与恋爱经历的小说，一定带有许多作者自身的影子。不过，我不愿怀揣八卦之心，贸贸然地从事索隐，这该有多么煞风景。读这本小说的当天，我恰好看完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隐隐约约地，总觉得书与电影有那么一些像。这倒不是因为小说男主角与电影一样，都遭遇了情感的挫败，而是因为，书与电影都让我感到，相较于人与物之间的关联，人与人之间想要建立关联，实在是太难了。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仿佛报菜名一般，互相通报着各自喜欢的书籍、电影、音乐，欣然于电波对上了，孰不知这只是极其浅表的联系，两人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过对方的内心，探知彼此最为本质的存在。至于小说，对高岭而言，这世上总有让自己痴迷的书籍，错过这一本，还有下一本，那么人呢？毕业前某个晚上浅浅的吻，就能在高岭心上留下深深的痕，以至于影响整个他毕业后的人生。终其一生，这样的人能有几个？这样的问题，是不堪细想的。
读罢小说，才发现陈晓维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花束般的恋爱》与《纽约的一个雨天》相比，使尽浑身解数，拍得还是笨了点。这当然是聪明人才会发的议论。而《像钻石一样闪耀》，就是一部聪明人写的聪明小说。
《西游妖物志》
赵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
最近这些年，对于四大名著的解读著作非常多，其中一类是宫斗、权谋式的政治解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本就与政治、历史、社会关联很大，这样的解读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西游记》中隐秘政治斗争的解读，大概需要开很大的脑洞才行。比如，讨论如来、玉帝、太上老君与菩提祖师的势力消长；讨论太上老君、铁扇公主与红孩儿的暧昧关系；探究观音与孙悟空是否有私情……这些推测虽然不能说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但逻辑链条上需要补充的事实和证据实在太多。不过，这类解读的盛行，也确实说明宫斗权谋是大家最喜爱的话题之一。
《西游妖物志》的解读，在我看来是回到了小说本身的主题。取经路上那些千奇百怪的妖精、神通、宝物，才是最吸引读者的。但除了专业研究者，一般读者对书中出现的妖精的来历、身世、背景都不甚了了，这本书对所有的妖精都进行了探究，这些说法并非信口开河，比如红孩儿与鬼子母的关系，猪八戒的前身是御车将军（车夫）等，其实在佛教文献中都有草蛇灰线的关系，学者的研究也都有这样的推断。有些推断则比较有意思，比如九头虫实为羽虫类、老虎在书中并不出彩、花豹精的出场纯为凑足八十一难等。有些妖精的比对则牵涉到小说前后的呼应或对照，比如乌鸡国的狮伶王与狮驼岭的青狮怪，同为文殊菩萨的坐骑，是不是同一只？太上老君收服青牛怪的扇子是不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颇有趣味。同时，对现实世界中实有的动物如狮子、老虎、蟒蛇、蜘蛛等，也会介绍一些相关的科普知识。整部书纯粹围绕动物妖精展开，没有什么阴谋论的套路，读来较为轻松。
可能因为作者严守只解读动物的界限，对白骨精、荆棘岭的花妖都未作解读，有点遗憾。其实书中连凡人修道成仙的沙和尚都有一章，大名鼎鼎的白骨精实在不该放弃。另外，书中猜测，“‘金角’‘银角’很可能就是九尾狐的亲儿子，狐阿七的亲外甥，原形也是狐狸。这个身份，与他们为太上老君守丹炉的童子身份，并不矛盾”（141页），证据比较弱，妖精孝顺干娘和干舅舅，并不算太离谱。更何况，狐狸精本来就是动物中最擅长修炼成仙的，太上老君招两个狐狸精守丹炉，不怕丹药被偷吃吗？
《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
董铁柱/著，中华书局，2021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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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一部大家都爱谈论的书，《演而优则士》则试图通过详细解读《世说新语》来“管窥魏晋的思想和生活”。作者设问“为什么不用两本或者更多本用第一手资料描写某一时期具体个体的书，然后在比较和总结的基础上再来讨论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生活”，接着说明“我们在这本书里想要通过对个体的了解，来纠正一些对魏晋时期的错觉和成见”。作者认为：“《世说新语》所展现的魏晋名士的思想和生活，是以公共空间为背景，以表演为手段，以‘知’为目的的……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玄学并没有真正让名士们的生活逍遥恬静或是纵欲糜烂，他们一直热衷于在公共空间里以‘表演’的方式争斗。”
具体如何，《演而优则士》会一一道来。且引本书结语中的一段：“刘义庆并不忌讳魏晋的动荡。他既不认为这个世界可以瞬间实现大同，也否认这个世界已经无可救药。他笔下的名士和他一样，既不认为自己能成为圣人，但又不会沉沦为小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魏晋时期的思想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比汉朝或者宋朝的都要小——那都是觉得自己可以成圣的时代。”
《知道分子》
王朔/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文化，2015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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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的作文，不亚于他的小说，尽管有时代烙印，但也百读不厌，常读常新。比如这段：“小时候，五十年是很大的数字，遥远得无从想象。我曾经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就待在我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梦想还像小时候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不打算实现它了。五十年的时间已经使我习惯了一个国家……‘我们都不希望国家乱吧？’一听到这样的问话，我就无言以对。”其实，比起王朔损人的话，比如写“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的白岩松，“这个人很得意，虽然眼镜遮住了他的眼神，使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暧昧，仍能直观到他情绪的饱满，若是小说中人物，便可形容为顾盼自雄”，我更喜欢他夸人的话，比如写“铁凝老师”，“你瞎逗她也会意，你无聊她也坦荡，也不是不卑不亢也不是一盆火似的迎上来你说一句她说十句，很稳得住神儿的样子”。王朔曾刻薄地嘲讽过“知道分子”，及其“代表刊物：《读书》；代表作：《管锥编》”，“抄惯了别人的宏论，也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哪句不是自己的”，“其实这很容易分辨——哪句也不是你的”，但如今知道王朔的，或许也只剩下知道分子了。
《中华文明访谈录》
张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一頁folio，2021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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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历时九年对包括柯马丁、宇文所安、艾朗诺、大木康、顾彬、巫鸿、钱理群、王汎森、荣新江等在内的24位国内外杰出学者的访谈的结集。书名看上去很大，然而沿着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连线，从中国的古代文明到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抉择，直至全球化的当下，中国该如何自处，确是勾勒出了中华文明演进中的那些起承转合。
而与这些起承转合相呼应的是学者们个人生涯历程和治学之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迁变沉浮，学问与人生，自我选择与命运裹挟，盘错如谜。这是学术话题之外，这本采访录好看的地方——那是艾朗诺在弥漫着披头士“你说你需要一场革命”的时代喧嚣中，一首一首背诵着白先勇送他的《唐诗三百首》；是顾彬为了应付繁琐的签证和昂贵的机票，在1978年至1985年间以德国导游的身份一次次来往中国；是巫鸿因读到米开朗琪罗给教皇画像，教皇不喜欢袍子的颜色，米开朗琪罗不得不重新着色的故事而折转了自己的画家梦；是钱理群在贵州寒冷的小屋中饿着肚子郑重其事地起笔写《鲁迅研究札记》，亦如多年之后，他郑重其事地从清晨到深夜，为中学生编写《新语文读本》，践行着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的“低调的理想主义”。
作者说，“在这些访谈中，他们更正了诸多沿袭千年的谬误，也会反复推敲现代化之路带来的困惑与抉择、荣耀与代价。我们在对话中探讨学术的发展脉络，也希望重新理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担当，既感慨于历史转折的微妙时刻，也试图缓解彼此对一些现实问题的焦虑。”而这或许也解释了这样一本“对话触发对话，思想开启思想”的访谈录在这个艰难的春天带给人的一点低调的精神力量。
《中馈录：古法制菜·隐藏的厨娘食单》
浦江吴氏、曾懿/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推荐人：朱凡
推荐语：
古法制菜可以说是当今美食界的一种风尚，从曹雪芹《红楼梦》中的精巧饮食到袁枚《随园食单》中的各色食谱，都成了今人凭想古代美食的参照。这部《中馈录》的不同之处在于，书中所辑录的两份食单出于古代女性之手。作为家庭饮食的实际操办人，生平不详的元代浦江（今属浙江金华）吴氏和文才医术俱佳的清代华阳（今属四川成都）曾懿留下的食谱无疑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受制于古代的食物保存技术，食谱中以方便保存的菜式居多，有些如今看来已无必要，也有一些至今仍十分常见，如风鱼、糟卤、肉酱、火腿等等，曾懿的“藏蠏肉法”与近年颇受追捧的“秃黄油”如出一辙。
曾懿在食单前的《中馈总论》中写道，“古今贤媛淑女，无有不娴於中馈者”，指出她写作这本小书的目的是供女子在出阁前效仿练习，以便在婚后履行中馈职责。这种说法在追求性别平等的今天自然已经不合时宜，但对于很多人而言，由母亲或其他女性长辈精心准备的食物大概仍然是童年时代重要的爱的回忆吧。
责任编辑：顾明
2.华文出版社举办《我们看好中国》名家讲座
走进一家书店，我们通常会在商业或传记区域撞到一些体育相关的图书——或是运动员传记，或是体育联盟和运动品牌的商业类图书。偶尔也会在选书颇具风格的独立书店里发现引进版本的体育文化类书籍，容易给人如获至宝的感觉。
与童书、文学以及经管类图书相比，体育图书显然是个极不起眼的存在。但是，小众并不等于没有市场。
距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赛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踩着世界杯节点，《你好，世界杯》在9月下旬推出，书的出品方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告诉懒熊体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销量已超过3万册，马上就要加印第四次，他们同时推出的另一本名为《诸神黄昏》的彩页画册，目前已加印到5万册。
“体育事件有时效性，可能很多人会问时效性与书怎么配合？那这时候就得策划一个特别的角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体育部门的负责人董振伟对懒熊体育说，比如最近推出的《你好世界杯》这本书，世界杯参赛大名单要到11月才公布，而书稿9月份就要印刷准备上市，“很多人会质疑这本书没有权威性，但其实这本书我们想让大家看的不是世界杯的大名单，而是作者分析一个球队是怎样从50个人中选出最适合的26人大名单，让读者享受分析的过程，同时真正了解球队的战术打法。”
像这样踩着时间节点推出图书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常态。最近，在nba开赛前夕，由知名解说员苏群撰写的《勒布朗·詹姆斯：王》出版上市。而在去年夏天，足坛转会窗发生的两大地震事件——一是梅西落泪离开老东家巴塞罗那，加盟巴黎圣日耳曼，二是c罗时隔12年重返曼联，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踢球，卡在这个时机上，董振伟和团队临时变题，用最快的速度推出梅西和c罗的相关图书，两本书的销量均超过了3万册，“当时黄健翔、王涛等体育圈知名的媒体人都（在各自社交平台上）推了这两本书，因为时机赶上了。”
五人团队，两年做了50 本体育书
董振伟此前十几年一直在体育媒体行业工作，见证了传统纸媒的衰落以及互联网媒体的兴起，平时有空自己在网上也写过很多稿子，但出版行业对于他来说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2021年初，他在朋友引荐下认识了时代华文书局的社长陈涛，双方聊了聊目前体育图书行业的前景，都觉得可以将互联网思维嫁接到图书上，“我觉得这事情可做，把互联网的流量 粉丝效应 名人效应 时间窗口结合在一起，经过和出版社的几次沟通后，我决定和我的团队过来做这件事。”
在出版社的支持下，董振伟搭建了社里的体育部门——直笔体育，这个名字缘于一个成语“董狐直笔”，意思是书写真实的故事。他此前作为体育自媒体人撰稿，在体育媒体圈也积累了许多同为“笔杆子”的人脉和资源。这为他的团队迅速拿出内容产品提供了保障。
在董振伟的构想中，体育图书不止于图文内容，完全可以做成一份用来收藏的精装珍藏礼品，“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尽量不做低价位的书。”
直笔体育在2021年3月推出第一本书，由篮球评论员段冉撰写的《库里传》。
“当时我个人认为nba在国内的消费群体和流量是非常大的，我自己判断库里绝对是目前国内流量最大的一个nba球星。于是我们和著名nba解说员段冉进行了出书合作，拿到了他写库里的稿子，然后将文稿包装成4本书，用了三、四个月把这本书做出来。”这套书定价198元，从其定价就可看出规格之高，除了书之外，其中还有海报、球星卡、笔记本等礼品，除具有书的功能外，其实更像是个库里礼品套装。
推出之后，直笔体育迅速和腾讯体育nba达成合作，和腾讯体育会员做了联合售卖的活动，在腾讯体育nba直播间连着卖了20多场，双方对销量的转化都很满意。
第一次做书，教训也在所难免——因为书的礼盒规格太大，在快递过程中，“暴力快递”对盒体损坏严重，当时这一套书外包装破损率挺高的，给用户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验，后来第二版这本书再版之后，包装进行了升级，更注重保护。
第二个遗憾之处，就是第一套书特别注重体育本身的渠道，并没有在图书销售的传统渠道上大面积铺开。虽然销量不错，但是在图书圈产生的水花不大。
直笔体育后来集中精力做了巨星系列图书，慢慢在高中低档市场铺开，包括前文提到的梅西、c罗以及科比、詹姆斯、罗斯等等。合作的作者基本为知名体育媒体人，但对于一些圈内口碑不太好的体育kol，直笔体育在合作方面还是比较谨慎。
除了以球星为主体的巨星系列，直笔体育还有自己的百科系列。他们现在开始跟世界杯、欧冠等赛事结合，比如目前正在热销的《世界杯风云》，“后续还会有欧冠风云、欧洲杯风云、金球风云、西甲、英超等等，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维度空间。”董振伟说。
也许世界杯的图书过了12月就没有时效性了，但是董振伟判断，这三个月的销售足够超过其他很多书，这就是互联网思维下体育图书区别于传统图书营销的地方。世界杯这样的体育赛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流量，出版相关的书籍，整个过程其实是争分夺秒的，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得到不错的销量回馈。
做书的方式变了，卖书的方式也在变
近些年来，在图书销售渠道上，短视频来势凶猛，不断抢占其他渠道的客流。
2022年10月14日，中金易云发布2022年1-9月纸质图书市场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前三个季度，传统电商渠道仍是图书市场销售主阵地，约为占比61?短视频电商渠道占比近20?增幅达到近40?
消费阵地推陈出新，加上体育迷对自己所认可的解说员、评述员或记者、球员有着相当的忠诚度，这使得体育图书的销售方式与几年前相比大为不同。
以往体育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有自己的粉丝群，但基本只能在私域流量池子里做转换，如今在短视频平台的推荐逻辑下，推广内容更容易被球迷看到。基于这样的背景，直笔体育给到核心带货人不错的佣金，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收入，让带货人更愿意主动做这件事，从而带动更大的转化。
在抖音的平台里，把“书”的概念抛开，体育明星传记可以说是一种明星周边，或者说是文创产品。“你说东方甄选的董宇辉他卖的是书吗，其实除了书本身的价值外，我感觉更多的是情怀、知识以及和网友的共鸣。你把这些情怀、共鸣它放在任何载体上，书也好、报纸也好、杂志也好，杯子也罢，能可以有不错的销量。”董振伟说，“现在我们在抖音上找几个体育类大咖发几条视频，几千套甚至几万套的销量就有了。在传统销售渠道上，你可能一天卖一、两千套，能冲到当日销售榜的前几位，但你现在在抖音上卖不到四、五万套，都上不了24小时的热销榜。”
这样下来，关于图书本身的利润其实大部分让给了自己有渠道和销售能力的作者以及带货达人手里。直笔体育团队在未来也会考虑运营自有直播间，对渠道的掌控力会更强一些，利润规模因此也会更大。
体育图书市场远未被充分挖掘
目前来看，“情怀党”仍是最吃这一套玩法的受众群体，80、90后占据其最大的消费群体。直笔体育将段冉的科比传记再版之后，做了一套豪华礼盒版，售价198元。“科比去世已经两周年，这套书的转化依然特别高，卖了七、八千套，其实就相当于卖了三、四万册简装版书了。”董振伟说。
那情怀被消耗完之后呢？
如今在文教和少儿图书领域，有声立体书不断拓宽纸媒的内容表现方式，近年来销量一直呈上升态势。北京时代华文出版社有一个灵异类部门，让董振伟没想到的是，这个市场大得可怕。
“你会发现，在中国的人口基数下，每个业务板块可能特别细分，但是市场不见得小。”董振伟说，“所以我就觉得体育图书市场发掘得还远远不够，这是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最近直笔体育和懒熊体育合作出版的girls united女性体育系列也是双方在体育图书领域的新尝试，以mook杂志书的形式持续呈现女性体育榜样故事和运动生活方式。第一本关于女足的《女足·她世代》已经出版。
对直笔团队来说，从策划、生产到销售这套全流程商业模式已经基本走通，未来体育图书如何和滑板、飞盘等新型运动项目结合，和商业、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视角结合，甚至去和多元的数字媒体结合，势必还能拓展和挖掘更多有趣的内容。在销售场景上，运动场里能不能布置图书自动贩卖机，精准投放到运动人群面前，也是尚待探索的新领域。
延展阅读：
3.华文出版社 “走出去”，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作品带到阿拉伯世界
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记者 曾书柔）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正在北京举行。23日下午，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与埃及奥西里斯出版社共同举办了《我们误判了中国》、《达赖喇嘛传》阿拉伯语新书发布暨《中华上下五千年》ag九游会j9登录入口旧版的版权签约仪式。
在签约仪式上，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高度肯定了华文出版社近年在文化走出去方面的成绩，并希望加深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提供给中阿读者更多更好的中阿互译成果。埃及奥西里斯出版社社长阿里亦表达了与中国出版业深度合作的愿望。
据华文出版社社长宋志军介绍，华文出版社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讲清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经过多年积累，华文出版社在中国文化输出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主题图书的输出趋势很好，《大国来了》、《大国不易》、《我们误判了中国》、《我们看好中国》等主题图书相继输出美国、德国、埃及等国家。
《我们误判了中国》中文版主编、《环球时报》首席编辑谷棣说，《我们误判了中国》一书中，集结了基辛格、卡特、福山、约瑟夫·奈、奈斯比特、大前研一、布热津斯基等41位西方长期深研中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政要、精英和智库成员对中国的重新认知和判断，能够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和平的中国、发展的中国。
作为《达赖喇嘛传》作者——已故藏学家牙含章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降边嘉措介绍了该书的成书过程与背后的故事。他高度评价了《达赖喇嘛传》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是研究西藏历史和社会、研究达赖、班禅世系发展的重要专著，将其译成外文版本将有助于外国读者客观认识西藏。
埃及青年汉学家、埃及明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师穆罕默德·安瓦尔·谢赫是《我们误判了中国》、《达赖喇嘛传》阿拉伯文版的译者，在本次签约仪式后，即将着手进行《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翻译工作。他说，《我们误判了中国》一书从西方重构对中国认知的特殊角度，澄清了外界对中国常见的误读和误判，有助于阿拉伯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达赖喇嘛传》不仅讲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生平和主要活动，还展示了西藏的历史。通过这本书，阿拉伯读者能从更开阔的视野了解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了解西藏。
谢赫说，中国是开放、包容、现代化的国家，与埃及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文明。与汉语结缘十几年以来，他时刻关注中国发展。翻译这些经典书籍并非易事，为了将原书的思想意图准确介绍给阿拉伯读者，谢赫耗费了许多心血。但是，为中阿搭建人文交流之桥带来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使其愿意继续在翻译和出版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华文出版社相机而动，推出了“丝路文库”系列丛书近百种，又加深加大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将代表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新型的中国模式等优秀作品输出到海外，既让国人对丝路沿线国家和民族有了更深的了解，更让各国人民从各领域、多角度、深层次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青年汉学家、埃及明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师穆罕默德·安瓦尔·谢赫。（曾书柔 摄）
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记者 曾书柔）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正在北京举行。23日下午，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与埃及奥西里斯出版社共同举办了《我们误判了中国》、《达赖喇嘛传》阿拉伯语新书发布暨《中华上下五千年》ag九游会j9登录入口旧版的版权签约仪式。
在签约仪式上，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高度肯定了华文出版社近年在文化走出去方面的成绩，并希望加深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提供给中阿读者更多更好的中阿互译成果。埃及奥西里斯出版社社长阿里亦表达了与中国出版业深度合作的愿望。
据华文出版社社长宋志军介绍，华文出版社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讲清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经过多年积累，华文出版社在中国文化输出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主题图书的输出趋势很好，《大国来了》、《大国不易》、《我们误判了中国》、《我们看好中国》等主题图书相继输出美国、德国、埃及等国家。
《我们误判了中国》中文版主编、《环球时报》首席编辑谷棣说，《我们误判了中国》一书中，集结了基辛格、卡特、福山、约瑟夫·奈、奈斯比特、大前研一、布热津斯基等41位西方长期深研中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政要、精英和智库成员对中国的重新认知和判断，能够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和平的中国、发展的中国。
作为《达赖喇嘛传》作者——已故藏学家牙含章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降边嘉措介绍了该书的成书过程与背后的故事。他高度评价了《达赖喇嘛传》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是研究西藏历史和社会、研究达赖、班禅世系发展的重要专著，将其译成外文版本将有助于外国读者客观认识西藏。
埃及青年汉学家、埃及明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师穆罕默德·安瓦尔·谢赫是《我们误判了中国》、《达赖喇嘛传》阿拉伯文版的译者，在本次签约仪式后，即将着手进行《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翻译工作。他说，《我们误判了中国》一书从西方重构对中国认知的特殊角度，澄清了外界对中国常见的误读和误判，有助于阿拉伯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达赖喇嘛传》不仅讲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生平和主要活动，还展示了西藏的历史。通过这本书，阿拉伯读者能从更开阔的视野了解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了解西藏。
谢赫说，中国是开放、包容、现代化的国家，与埃及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文明。与汉语结缘十几年以来，他时刻关注中国发展。翻译这些经典书籍并非易事，为了将原书的思想意图准确介绍给阿拉伯读者，谢赫耗费了许多心血。但是，为中阿搭建人文交流之桥带来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使其愿意继续在翻译和出版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华文出版社相机而动，推出了“丝路文库”系列丛书近百种，又加深加大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将代表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新型的中国模式等优秀作品输出到海外，既让国人对丝路沿线国家和民族有了更深的了解，更让各国人民从各领域、多角度、深层次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记者 曾书柔）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正在北京举行。23日下午，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与埃及奥西里斯出版社共同举办了《我们误判了中国》、《达赖喇嘛传》阿拉伯语新书发布暨《中华上下五千年》ag九游会j9登录入口旧版的版权签约仪式。
在签约仪式上，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高度肯定了华文出版社近年在文化走出去方面的成绩，并希望加深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提供给中阿读者更多更好的中阿互译成果。埃及奥西里斯出版社社长阿里亦表达了与中国出版业深度合作的愿望。
据华文出版社社长宋志军介绍，华文出版社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讲清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经过多年积累，华文出版社在中国文化输出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主题图书的输出趋势很好，《大国来了》、《大国不易》、《我们误判了中国》、《我们看好中国》等主题图书相继输出美国、德国、埃及等国家。
《我们误判了中国》中文版主编、《环球时报》首席编辑谷棣说，《我们误判了中国》一书中，集结了基辛格、卡特、福山、约瑟夫·奈、奈斯比特、大前研一、布热津斯基等41位西方长期深研中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政要、精英和智库成员对中国的重新认知和判断，能够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和平的中国、发展的中国。
作为《达赖喇嘛传》作者——已故藏学家牙含章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降边嘉措介绍了该书的成书过程与背后的故事。他高度评价了《达赖喇嘛传》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是研究西藏历史和社会、研究达赖、班禅世系发展的重要专著，将其译成外文版本将有助于外国读者客观认识西藏。
埃及青年汉学家、埃及明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师穆罕默德·安瓦尔·谢赫是《我们误判了中国》、《达赖喇嘛传》阿拉伯文版的译者，在本次签约仪式后，即将着手进行《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翻译工作。他说，《我们误判了中国》一书从西方重构对中国认知的特殊角度，澄清了外界对中国常见的误读和误判，有助于阿拉伯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达赖喇嘛传》不仅讲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生平和主要活动，还展示了西藏的历史。通过这本书，阿拉伯读者能从更开阔的视野了解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了解西藏。
谢赫说，中国是开放、包容、现代化的国家，与埃及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文明。与汉语结缘十几年以来，他时刻关注中国发展。翻译这些经典书籍并非易事，为了将原书的思想意图准确介绍给阿拉伯读者，谢赫耗费了许多心血。但是，为中阿搭建人文交流之桥带来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使其愿意继续在翻译和出版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华文出版社相机而动，推出了“丝路文库”系列丛书近百种，又加深加大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将代表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新型的中国模式等优秀作品输出到海外，既让国人对丝路沿线国家和民族有了更深的了解，更让各国人民从各领域、多角度、深层次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